导语：万里长征是指：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于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长征记录了中国军民的顽强精神。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严重的长征手抄报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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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的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的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的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的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长征。
9月8日，中革军委曾命令进行西征的红6军团在湖南省的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尔后转移至湘西，并和在J||黔湘边境活动的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后因湖南省、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的党军主力进至绥宁、靖县地区阻击红军北进，遂转兵向南，于10月1日进占贵州省的旧州。24日，红6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地区同红3军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接着，红2、红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红2、红6军团的攻势作战，有力地配台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行动。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21日，中革军委以红l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安破国民的党军第1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这种甬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的物资器材，沿山路缓慢西进，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2、第3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老蒋以16个师共77个团实施“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而此时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内，国民的党军兵力薄弱，且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间西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突破国民的党军第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的党军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经过新圩、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挡住丁国民的党军的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菠过湘江。但是，红军却遭到惨重损失，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
湘江战授后，老蒋调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酉的路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必然要和以逸待劳的优势国民的党军决战，那将会有覆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面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的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川黔边创建苏区，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接着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地，继而进至余庆、瓮安地区。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晨先头部队进占遵义。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老蒋调集几十万军队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省西北部创建苏区，在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入反攻，争取赤化四川。1月18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的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据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3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9日，中央红军集结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进行整编。11日，掉头东进，接着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的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战役后，国民的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移，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老蒋急忙令其“追剿”军向川南追击。中央红军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牵制国民的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的党军的拦阻，向西挺进，27日进入云南省，逼近昆明，接着转向北进。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9军团，也从云南省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抄江，随后与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的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取得了嘉陵江战授的胜利，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始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新区，为巩固川陕苏区和继续向甘肃省南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此时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只看到苏区的困难和国民的党军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看不到坚持苏区斗争的重大意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5月初，红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共约10万人，开始向西转移。至中旬，先后占领四川省茂县（今茂汶）、威州，理番（今理县）等广大地区，并继续向西发展。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从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老蒋命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自然障碍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族区，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25日，红1团第2连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乘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但这里水流湍急，无法架桥，中央红军仅有4只小船难以在短时间内渡过河去。因此，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迅速前进；第1师及干部团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尔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l军团第2师第4团，于29日晨攻占泸定桥的西桥头。当日16时第4团发起夺桥战斗，由第2连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击溃川军1个团大部的防守，攻占了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取得了长征中又一次重大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于7日占领天全。8日，突破国民的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红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这时，红四方面军正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今小金），一部前出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为粉碎国民的党军的进攻，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1934年冬，国民的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红军第25军29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以西转移，开始长征，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28军）坚持原地斗争：。12月上旬，红25军突破国民的党军的重重拦阻，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7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淘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的党军的两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苏区。
红25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与红26、红27军会师1934年冬，国民的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红军第25军29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以西转移，开始长征，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28军）坚持原地斗争：。12月上旬，红25军突破国民的党军的重重拦阻，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IO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7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淘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的党军的两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苏区。
瑞金云石山（长征第一山）出发地(2张)
7月16日，红25军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同陕甘苏区红军会师，从西安以南的丰峪口出发，经鄠县（今户县）、整屋（今周至）县境西进，继续长征，留下红军第74师坚持原地斗争。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遂即北上，11日北菠渭河，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的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30日，经华亭县安口镇北进，9月16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长征的基本路线以及分阶段介绍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各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福建的长汀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七万五千至八万一千人，从长汀、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等人领导下进行游击战，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老蒋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携大量辎重沿粤赣、湘粤、湘桂边缓慢西行。1934年11月5日至8日，突破了广东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才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
1934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打开通向贵州的门户。12月28日，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强渡乌江。
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川康边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主张红军继续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地区）等省偏远地：区转移。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丁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苏区，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另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但是，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8月上甸，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历尽干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但后续部队行动迟缓。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的党军第49师5000余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中共中央为了抓住甘肃南部国民的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开创新局面，一再致电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迅速北进。张国焘制造借口，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IO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之第1、第3军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中央关于同张国焘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及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7日，红军陕甘支队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乘势占领哈达铺.27日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会后，陕甘支队突破国民的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15军团。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投的胜利，歼灭国民的党军1个师叉1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的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4、第30军共约8万人分别从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饥疲与险阻，再过草地，下旬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髓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8~20日，红军南下部队进行了绥崇丹懋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接着，又发起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24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分两路发展进攻，至ll月12日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歼灭川军一部。19日，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10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敌1.5万余人，但本身也伤亡近万人。红军连续作战，缺少粮、弹，不断减员而无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1936年2月，南下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转移。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于3月进入西康省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这时，红军南下部队减至4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2年5月遭受国民的党军围剿，于9月突围西行五千里，于12月过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1月占领通江，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第一支长征的红军。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令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5月中旬占领了茂县、理番。6月，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但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
1936年7月，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二、六军团旋即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期间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天敬雅邛大战役等战役，国民革命军伤亡5万余人。
红二方面军
红2、红6军团长征，同缸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1935年9月，国民的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向南渡过澧水和沅江，于11月底进占淑浦、辰溪、新化、蓝田地区。
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湖南桑植刘家坪开始展开长征，于1936年4月在云南丽江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1936年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行程近两万里。[1]
尔后转向西进，1936年1月12日占领黔东的石阡、江口地区。20日，红2、红6军团放弃在石阡、江口创建苏区的计划，继续向西挺进。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接着展开于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进行群众工作。27日，红2、红6军团再次西进，进入乌蒙山区，同优势的国民的党军进行了1个月的山地回旋作战，3月28日突破重围，进占贵州省西南部的盘县、亦资孔地区，并准备在此地创建苏区。30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电令，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红2、红6军团分别从云南省西北部的石鼓、巨甸两地渡过金沙江，向北挺进，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32军归红二方面军建制。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夏季，中共中央连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粥时等进行团结工作.红二、红四方面军准备共同北上。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茫茫数百里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台，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的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泪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_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3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4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和鄂豫皖省委从河南省罗山县向西转移，进入陕南，11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此时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1935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西进甘肃东部，9月到达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会于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军团，共约七千人。在红一、三军团到达陕甘苏区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
同年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约一半）加上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约两万人，在虎豹口度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打通对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失败，全军仅剩四百余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到达新疆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投降。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台，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的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泪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_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3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国民的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2]
对长征的评价
国内评价
1：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2：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3] ”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概括为五种精神：
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4：官方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5“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其它评价
唐德刚认为蒋中正利用中共长征借机“削藩裁军”。当时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军阀割据，湖南也不是嫡系，蒋借追缴红军，把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地方。“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途。长征的英勇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长卷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长征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小学生长征手抄报图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小学生长征手抄报内容篇一：七根火柴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颤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一，二，三，四……”
小学生长征手抄报内容篇二：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旷古未有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在历时两年、辗转数万里的浴血征战中，红军打破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以长征胜利为标志，红军实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根本上扭转了战略被动局面，从此翻开了我党军事斗争发展历史的新篇章。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回顾和总结长征胜利的军事战略意义，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长征胜利成功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中国革命战争的总体态势由被动转为主动
红军长征是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斗争局势发生严重逆转的情况下，我们党为了谋取战略主动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是为了寻找红军新的立足点，夺取战略主动进行的大转移。能不能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战略转移的成功实现，彻底打破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围追堵截，使几乎陷于绝境的红军化险为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中正为了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先后纠集上百万军队进行“追剿”。在湘江及其以东地区连设四道封锁线，欲将红军消灭在突围途中;在湘西南、黔东北布下包围圈，企图围歼红军;在金沙江、大渡河沿线调兵遣将，妄图凭借天险堵截红军;在红军北进路上设置了一道道防线，迫使红军进入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当时红军的被动局面，毛泽东曾作过高度形象的概括：“十二个月光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红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掌握了战略转移中军事行动的主动权，但总体上仍处于无后方依托、大范围流动作战的被动局面。直到长征胜利，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红军实现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战略立足点，从而为争取军事斗争主动创造了条件。一切军事斗争如果没有可供依托的战略后方，就没有战争的纵深与发展。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作战的基本目标，最终转移到陕北建立了根据地，这就使红军有了稳固的战略后方，一改过去的被动局面，拥有了军事行动的战略主动权。之后，红军先后发起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此后，蒋中正再也没有组织起对红军的进攻战役。这些战役表明，长征胜利后，红军既能根据军事斗争全局制定战略方针，又能通过具体的战役战斗实现战略目标;既能根据敌我情况寻机发起战役，又能通过准确判断战场态势有效控制战局;既能依托根据地消灭和击退进攻之敌，又能通过外线作战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成功实现，不仅解决了红军求生存、图发展的重大问题，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红军长征的战略转移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放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大背景下考察，红军长征又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北上抗日”这一长征初期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提出的策略性口号，最终必然要转换为红军长征的战略性目标，从而赋予了红军长征以积极的战略转移意义。红军的战略转移是政治
与军事、退却与进攻、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有机结合的产物。这次战略转移彻底粉碎了蒋中正“剿灭”红军的战略企图，保存了红军有生力量，争取了战略主动，打开了军事斗争新局面。
长征胜利确立了正确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使红军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走向成熟
正确的军事思想是在鲜活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从胜利中总结经验、失败中汲取教训，并在与错误的军事路线斗争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长征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红军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走向成熟的重要开端。
红军长征中的正确军事思想是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而树立的。长征出发前后，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挤，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致使严重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僵化、呆板的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在红军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作战接连失利，不仅丧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造成了部队大量减员，损失惨重。湘江血战之后，中央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中累计折损达5万多人。确立正确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成为红军作战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建立在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科学把握的基础之上，坚持正确的军事思想，并在军委和红军中占据了指导地位。
红军正确军事思想的树立表现在战略战术指导的成功转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活的灵魂，也是红军长征胜利在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上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这一科学精神支撑下的红军战略战术指导，同遵义会议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在战略指导上，实现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转变。遵义会议前，红军在错误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进攻时采取冒险主义，死打硬拼;防御时采取保守主义，被动挨打;转移时实行逃跑主义，消极避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战略指导上彻底放弃了消极防御的路线，转而实行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指导方针，即着眼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把握防御和进攻转换的关节点，寓战略防御于战役进攻之中，以战役攻势争取战略防御主动，从而实现了进攻与防御的有机衔接。二是在作战原则上，实现战略的速决战向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向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转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在战略上主张速决战，在战役战斗上坚持打“堂堂之阵”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为“乞丐与龙王比宝”。遵义会议后，红军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摆脱了单纯防御和堡垒主义的桎梏，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在战役战斗中，坚持以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为主，善于造成战局中的局部优势，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三是在作战指挥上，实现由战略战术教条僵化向灵活多样的转变。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有着不同于一般战役战斗的鲜明特点。红军经常处于国民政府军的围追堵截中，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机械呆板，行动反应迟缓，随时都有被围困、消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红军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在战法上做到于劣势中造优势，在平势中创奇势，从而掌握了作战指挥的主动权。整个长征过程，红军共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彰显红军战略战术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长征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化是红军军事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长征是红军正确军事思想实践与升华的过程，是战略战术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实际运用的过程，也是红军军事理论不断发展并日臻成熟的过程。这种成熟集中表现在两篇重要文献中。一是瓦窑堡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这个决议对红军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原则进行了规范和系统阐述，提出了关于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了作战形式、指挥方法、战斗准备等十个方面的原则。这个决议，使红军生动的作战实践和丰富的经验得到了理论概括。二是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全面深刻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包括红军长征的经验，对战争本质和战争形式，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战争特点和战略战术，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争的物质基础和人在战争中的能动性，军事实践和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以及战争的现象与本质、战争的内线与外线、战争情况的变与不变、战争力量的强弱转化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极为精辟的阐述，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篇著作从战略思维层次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是对长征特殊的战场环境战略战术原则的高度凝炼，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是红军军事思想的第一个里程碑，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行动指南和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长征胜利推动了红军战略力量质的跃升，奠定了军事斗争发展的坚实基础
长征中红军减员严重，战略力量弥足珍贵。但各路红军通过不断汇聚、整合，胜利到达陕北后，队伍空前集中，质量更加优化。
战略力量的整合使红军战斗力明显提高。长征开始后，在国民政府军的围追堵截下，各路红军分散单薄，面临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严峻形势。为使战略力量集中，形成整体作战效能，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了6次战略力量组合的大会师，每次都不仅扩大了队伍规模，而且优化了编制，其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指挥实现了全军集中统一。军事指挥的集中统一是确保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是决定长征成败的关键所在。长征途中，在南下还是北上问题上，红军内部曾出现了分歧。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争取，这种情况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终于得以解决，从而确保了红军军事斗争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了全军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二是部队适时进行整编。长征途中，红军进行了几次大的编制调整，红二、六军团的桑植整编，中央红军的黎平与扎西整编，红二方面军的正式成立，陕甘支队的组建，以及长征胜利后的三大主力红军的整编，都是适应作战需要采取的重要举措，使红军健全了指挥体系、优化了内部结构、精简了各级机关、充实了基层战斗力量。三是协同作战能力明显提高。协同作战是战斗力强弱的重要体现，红军历来重视作战行动的战略合作与协调。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军事行动上遥相呼应，密切配合，分则能相互协同，合则能统一行动。特别是长征胜利后，红军三大主力齐心协力，相互支援，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表明红军大兵团协同作战的能力显著提高。
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红军军事力量发展有了重要依托。革命根据地是红军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就有了武装力量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基础。党和红军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长征途中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战略力量，作为作战的直接目标。根据形势和战局的变化，及时确定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黎平会议确定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后先后决定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和云贵川建立根据地。整个长征途中，尽管情况变化多端，红军的作战方向不断调整，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力量这一战略目标始终没有改变。红军到达陕北后，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通过东征、西征，巩固了陕甘根据地并开辟了纵横200公里的陕甘宁新的根据地，从而使红军的战略力量发展壮大有了可靠的社会、经济和群众基础。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热血青年纷纷投身中国革命的聚集地，红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为以后的抗日战争集聚了力量。
保留和锻造了红军骨干，为人民军队尔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主要的人才保障。在革命战争年代，骨干的数量和质量是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决定因素。在长征中，红军将士以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英勇顽强、勇于牺牲的战斗精神，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练。经过长征，红军尽管从出发前的约20万人锐减到3.5万余人，但保留下来的都是优秀骨干，是红军的精华。大批红军将士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来了树身和树根。”
长征胜利标志着红军北上抗日战略目标的实现，开创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新格局
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命运处于危急关头，为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主动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长征胜利，是党领导红军实现北上抗日战略目标，打开民族解放战争新局面的主要标志。
完成了北上抗日的军事战略目标。红军长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出的战略抉择。长征胜利后，全国主力红军大汇合，进入了抗日斗争的前进阵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迅速掀起。
树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旗帜。抗日战争是一场以弱国对强国的军事对抗，仅仅依靠党和红军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一面能够汇聚全国抗日武装力量、召唤广大民众共同抗战的鲜明旗帜，这面旗帜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抵达陕北后，党中央从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抗日救国上来，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先后提出“抗日反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逼蒋抗日”的方针政策。充分表明了党和红军抗日的决心与推动全民族抗战的诚意，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写到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上。
形成了全国武装力量共同抗战的战略态势。为了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迅速转变，朝着有利于抗日方向发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通过直罗镇战役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深入细致的抗日统战工作，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深切感受到内战必亡、抗战必存，停止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与红军达成团结抗日的共识，奠定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发起山城堡战役，一举击溃国民政府军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剿”，彻底打破了蒋中正“消灭”红军的企图。慑于红军的威力和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压力，蒋中正再也没有组织起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小学生长征手抄报内容篇三：红军长征资料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政府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政府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政府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政府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政府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政府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政府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政府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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